早在北宋时，中央集权脚步就大大加快，西方的三权分立算什么，北宋直接就是五权分立。
转运司管财兼监察；提刑司负责司法刑狱；提举常平司，负责常平茶、盐公事掌常平仓及贷放、钱谷等事务；提举学事司掌所属州县学校和教育行政。
经略安抚司掌路所属州县的军事。
到了明朝，按察司、布政司、都指挥使司，分掌刑狱、民政、军事。
学政掌教育及科举事。
不过到了绍武朝，都指挥使司摇身一变，不再管辖军户，而是以总兵担任，管理各府县的巡防营。
而巡抚，也彻底成了常职，督掌一省大小事务，真正的成为了一省之长。
除此之外，除了在省一级进行四权分立外，县府一级，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拆分权力。
如，通判一职由随缘设而变为常设，掌管一县刑狱司法，原本的司狱之吏，也归其指挥，这是直接削弱了知县的权力。
而对于原本正八品的教谕，则一举抬为从七品，掌管一县的生员、教化，权力未增，但地位大涨，仅次于知县。
巡防营设营正，其人数三百至五百不等。
而实质上，新政铺开，作为常务副知县，县丞的权力也在变更，对于民政方面的发言权也在逐步扩大。
显然，他将会成为布政使那样专署民政。
知县的权责，也渐渐变为拿总，而非直接管理。
如此，在县一级，就形成了知县为首，县丞、通判、教谕、营正四人为辅的县衙中枢。
县、府、省，三级行政分权相差不离。
也似乎是意识到了这种权力的变迁，郑森对于知县这个岗位有了更深的感悟。
监督和拿总，成了他的工作，而像是之前所聘请的钱谷师爷，刑狱师爷，也渐渐没了用处。
也正是因为处于超然的地位，摆脱了繁琐的民政，让他更能有余力面对那些士绅们。
因为士绅们狭制知县的手段，只有两样，钱粮以及人脉。
钱粮如今由县丞负责，他只负责监督。
而人脉，他就更不怕，同科且不说，就是手中的密匣，就足以应付一切。
“县尊，这是内阁发下的圣旨……”
这时，驿丞气喘吁吁而来，亲手交上了朝廷的政令。
驿站，乃是大明建立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联络“通讯”系统，而这个系统则是由三部分组成：驿传（信使）、急递（快递）和递运（大货运输）。
围绕北京这个地方，这个庞大的网络系统下共有1936个驿站，驿道总长143700里，总雇员超过了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