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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原本历史上宋朝联金灭辽和联蒙灭金就是印证了这句话的反例，‘不怕猪一样的对手，就怕神一样的队友’宋帝国竟然连原始部落联盟阶段的两个队友都打不赢，身为高度中央集权的[***]农耕帝国竟然输给了原始部落联盟刚刚晋升为军事奴隶制游牧帝国的两个队友。这不仅仅反映出宋帝国挑选队友的眼光之高，更反映出自身的虚弱和大愚若智。
穿越众非常清楚中国为什么总是干不赢北方少数民族，一个总人口还不到50万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就能灭亡一个人口比它自身多100倍以上的高度先进的主流多数民族大一统的中央政权。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在建立自己民族政权的时候基本都是刚刚从一盘散沙的诸多部族统一为部落联盟而已，几年到几十年的过渡期后，就能成为神一样的汉文明杀手。这是为什么？
绝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内患。每次败于敌手都是因为内部的分裂、动荡、腐化、懦弱。这一切都是源于汉文明制度中对于重农抑商政策的误读。在这个政策出现前的中国，一直都是出于扩张状态，炎黄族转变成汉族前的夏商周三代、春秋战国和秦王国时代，没有重农抑商的影子和必要，商鞅捣鼓出这个重农抑商的政策也是为了便于实施耕战战略，壮大秦王国的国力和军队战斗力，但是他也不可能想象得到中国进入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之后还在高举着自己这个封建时代强化帝王[***]和国力的落后政策。不能与时俱进的后果是惨痛的。
资本的增值极为缓慢，富人将资本都固化在土地上，使得技术和工商业的发展受到各种限制。社会结构始终只能围绕着财富分配的主旋律运转演进，而推动财富创造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就被一再的压制。形成了典型的围绕分配权的意识形态，塑造了官本位和权本位的思想基础。二千年来，所有精英分子的思想都被这种不能与时俱进的陈腐思想框在如何让皇帝拥有更大权力上或维持不会让皇帝大权旁落上。
**外戚、内宦太监、藩镇诸侯、农民起义领袖、宰辅权臣你方唱罢我登场，北方游牧渔猎文明的最后一只满族人建立的大清帝国博采众家之长，消灭了所有可以威胁到皇权的内患将**外戚、内宦太监、藩镇诸侯、农民起义领袖、宰辅权臣全都消灭了，没想到到鸦片战争后，出了慈禧这个垂帘听政的奇葩、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湘军为后盾的曾国藩和亲传弟子李鸿章等人来客串权臣和军阀藩镇，最后让集大成者袁世凯葬送了满蒙共治的大清王朝。
这种一元姓的思想自然会导致诸如权责不清功劳和责任都由皇帝一人承担的结果。皇帝稍有昏聩就有灭国之险自然极为典型。大宋帝国忠臣良将多如星海，但是也架不住徽宗的脑残和瞎折腾。
如果中国没有重农抑商这种枷锁，资本可以流入商业和工业，生产力的提高自然可以轻易的解决边患和天灾，北方的土地不再是没有价值的‘亏本土地’，产出的各种农副产品和资源足以弥补维持占领成本，自然就不会有少数民族壮大的基础（对付南蛮的楚国人就是拥有先进的技术才成为霸主的）；天灾也会在先进的技术支持下的发达农业产生丰富的物资储备下失去动摇国本的能量。这样农民起义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宰辅权臣和皇帝的精力也会从争夺分蛋糕的权利上转移到做蛋糕上来，所有的**外戚内宦太监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为皇帝不在需要他们充当和权臣争权的工具了。没有外患，边镇的军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像李成梁、吴三桂之类的养寇自重的军阀将不可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