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从印度洋上，杀气腾腾的样子，隶属于英国远东舰队的这支特混舰队，并没有跟着去上海，而是留在了香港。
对于民国来说，海防已经不存在，舰队再厉害，也不能上岸。
再说了，英国的舰队真要去了上海，那么该紧张不应该是民国政府而是美国人，法国人，日本人，反倒是失去了北洋水师之后的华夏，只能干瞪眼。
里丁伯爵原本的注意力就不在上海，而在广州。舰队的威慑，更多是给广州的革命政府，而不是曹锟控制的北方政府。眼下，广州的事务还没有办法，却只能赶去上海，对于里丁伯爵来说，也是非常郁闷的。
接下来的决策，就不是靠着外加威胁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谈判。
作为一个优秀的外交官，里丁伯爵当然明白谈判桌上的争斗，甚至比战争来的更加血腥和残酷。但是他别无选择，一直以来，他想用军事上的威胁，让民国政府屈服，或者让广州政府出现内乱，加上一些政治手段，宣传手段，将民国境内的‘反英’危机彻底解决掉。
既然是去谈判的，就不能凶神恶煞的去，需要换一副亲善的面孔。
唯独让里丁伯爵担心的是，他手里能够让他处于主动为之的‘牌’一张都没有。
所有的主动权，都掌握在了民国人的手中。
想起这次谈判，肯定不会轻松，里丁伯爵也是惴惴不安，因为战争借款的成功，让他在英国的外交界，享有很高的声誉。甚至有人传言，已经六十岁的他，还有希望进入内阁。成为第二个进入内阁的犹太人。
但是这一切。里丁伯爵都明白，要不是有共济会的支持，他也不可能在获得律师执照之后不到二十年，就进入英国的下议院，之后更是一飞冲天，成为总检察长和最高法院院长。
如果失去了共济会的支持，他能够有这么好运，连他自己都怀疑。
民国还是一个共济会无法触及的荒漠，这对里丁伯爵来说，这场谈判的难度可想而知。尤其是民国的谈判外交官都已经就久经沙场。根本就不好糊弄。清朝的时候，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痛定思痛，明白了自己在外交上的软弱，需要大量的外交官。
为此，还专门派遣了赴美的学子，研究国际法，各国的法律条文，培养外交官。
当然。从事后看，这种做法绝对是本末倒置。只有国家强盛，外交才有用武之地。但是清朝积弱，执政者也无力回天。而这些外交家就只能疲于奔命。
直到民国，因为各地军阀混战，外交也没有出现大的转机。
原本在出发之际，作为一个外交官。自然不能说那些信心不足的话，这是外交场上的大忌。可是里丁伯爵还是看着视线中越来越模糊的城市，想起那个在巴黎和会上的风度翩翩的民国外交官。口才更是精妙。事实上，那个人差一点就要成功了，与会的很多代表都让他的发言给折服了，但最后的结果是，英国在远东需要日本这个盟友，而牺牲了民国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