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宗罪】
上一次在正史记载中看到君臣刷屏互骂，还是唐僖宗与高骈。
李从珂应该是真气急了，看他这段简短的回怼，真可谓是口不择言，如含粪喷人，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这一次的骂战持续时间很短，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双方都不光彩，屁股都不干净，怼来怼去，双方都是光着屁股推磨――转着圈儿的丢人；二是双方关系破裂，朝廷已经出动了军队，要先发制人，能动手就别吵吵。
石敬瑭召集幕僚，慷慨陈词，历数朝廷四宗罪：
其一，食言失信。
石敬瑭离开洛阳赴镇河东的时候，李从珂金口玉言向他保证，“与卿北门，一生无议除改。”皇上亲口说的，让我坐镇河东，既不会罢免，也不会移镇，然而他现在却将我移镇到郓州。
其二，误会猜忌。
“忻州万岁乌龙案”导致李从珂对石敬瑭的猜忌加重，很可能是这次移镇命令的导火索。石敬瑭虽然斩杀了三十六位将士，却不能打消李从珂的疑虑。
其三，酒后失言。
公主奔赴洛阳参加李从珂的生日宴，李从珂醉酒之后，当众对公主说出“尔归心甚急，欲与石郎反耶”。酒后吐真言，李从珂在酒精的作用下，褪去了伪装。用石敬瑭的话说，“此疑我之状固且明矣。”
其四，朝政昏暗。
李从珂亲小人、远贤臣，政治昏暗，满朝奸佞。
随后，石敬瑭一把鼻涕一把泪，哭诉自己的委屈冤枉：“我对朝廷忠心耿耿，从没二心！然而朝廷却主动开战，如果我再不有所动作，就只能坐以待毙了。何况，太原居险要之地，粮草充足，我怕啥？如果朝廷能容我，我就愿意侍奉他；如果他敢诉诸武力，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石敬瑭集团内部主要分成两派，一派以赵莹为首，主张听从朝廷诏令，去郓州任职；另一派则以段希尧、桑维翰、刘知远为首，主张抗旨不遵，跟朝廷动武。而幕僚薛融则说自己只是一介书生，不懂军事，选择弃权。
其中首席谋士桑维翰向石敬瑭献上了一条至关重要的计策：勾结契丹为援。
一场轰轰烈烈的灭国之战即将打响，这常战争意义重大，其性质是境外发动势力支持国内反政府武装，推翻合法政权，建立傀儡新政权。听起来像不像灯塔国常干的事儿？
这一仗，也在中华大地上诞生了一个著名的汉奸政权――后晋。
由于这段历史比较冷门，很多人主观上忽视不屑，又先入为主，认为契丹大军勇猛无敌，中原军队脆弱不堪，所以契丹大军一路南下，摧枯拉朽，后唐李从珂溃不成军，石敬瑭建立后晋。
这是严重的误区。
事实上，这段历史有多次改写的机会。契丹人的军队并没有那么无敌，契丹人的斗争意志也没有那么坚定（凭什么为石敬瑭卖命？），而且后唐的军队也足够对契丹军队产生致命威胁，后唐还有一个终极制胜武器――耶律倍。